税收之债的消灭时效

税收之债的消灭时效是税收债权消灭的重要原因，对于督促税收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建构稳定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包括确定时效和征收时效两类，其内容涉及时效的性质、期间长度、期间起算、中断和中止、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等问题。我国税法对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制度规定很不健全，应当借鉴他国立法例和国际经验，通过制定税收通则法等途径尽快予以完善。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论证明的协调性

“协调性”所蕴含的本质特征包括:匹配性、一致性、完整闭合性和动态性方面。协调作为高级表现形式的价值理由在于协调不存在对立价值。协调是平衡诸价值的价值,即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其他价值正是通过相互协调升华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证据群作为证据通往事实的中间环节而存在,它构成相对于单个证据更高阶的证据层面,同时又低位于最终事实,用以解决证据组合问题的一种中介性工具。证据规则的协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证据规则与证明事实相协调与否;二是证据规则之间相协调与否。     

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政策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政策既需要加强竞争法规制 ,维护竞争秩序 ,又需要通过竞争法豁免政策实现发展的目标。内容相互冲突的豁免和规制的并存 ,可能导致竞争政策的失效。为此 ,这种冲突必须得到适当的协调和控制。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中必须强调豁免政策的发展功能 ,拓展使用豁免政策的空间 ;另一方面 ,要加强对国际和国内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 ,并对豁免政策的使用施加适当的限制 ,避免滥用。     

比较视野下的证据关联性及其判定

关联性在各国证据法体系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但关于关联性的涵义各异。证据关联性的判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受各国立法中设定的证据规则、司法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影响。不同的证据种类与分类的审查判断方法又各不相同,总的来说要立足于证据的功能进行判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检讨与重构

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制度中无论是原则性的证据规则还是具体性的证据规则都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确认，但是对其涉及的特殊性的证据规则鲜有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应采取定罪证明标准与量刑标准相互区分的双阶标准，以充分体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特殊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体性证据规则，包括侦查阶段重点重构有关保障认罪自愿性的取证规则；起诉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突出认罪认罚的量刑合意证据规则；审判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要体现事实审查和自愿性认罪的双审查具体性证据核查规则以及认罪撤回的证据规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的立法路径上，必须考虑中国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将证据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将实体性证据规则与程序性证据规则有机统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本中。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鹿特丹规则》下无单放货解决机制：从凭保函放货到凭指示放货

《鹿特丹规则》对无单放货问题设计了新的解决机制，通过使特定条件下的无单放货合法化，试图减轻承运人的负担，平衡船货双方的利益。采取规范分析的方法，对这一机制进行解构，论述其给各当事方的法律地位所带来的变化，认为对现有制度进行改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公安民警违纪违规的经济成本分析

公安民警违纪违规可以看作是一种需要支出成本的行为。对公安民警违纪违规的成本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找到一种通过增加其成本来减少民警违纪违规现象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途径。     

社团自治离不开法律?——以社团规章的司法介入为例

社团规章是社团成员博弈的产物,必须接受法律控制。但如果法律对社团规章的控制过于严格,将影响社团自治的活力和能力。在保证社会基本法治要求的前提下,应将法律对社团自治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引进司法权的介入,同时应以限权审查和程序审查为切入点,以基本法律原则为判断标准,来实现司法对社团规章的有效控制。